所以，当我们谈到为什么人会“思维懒惰”、或者为什么不习惯于“深度思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向基因施压，让其减少对于“条件反射”这种救命神器的能量分配，转而向“深度思考”这种奢侈品倾斜。

　　这对从远古穿越而来的基因而言，无异于降低基因携带者的生存概率。简单来概括，深度思考在基因层面是反人性的。

　　让我们从远古穿越到现在，那么目力所及，现在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变化，急剧的变化，非常急剧的变化！事实上，变化早已经成为了我们彼此心知肚明的共识，这种越来越快的变化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信息的指数级发展，从信息的承载方式上亦可见一斑——从甲骨、竹简、羊皮卷、印刷纸，一直到理论上无限大的虚拟存储空间。

　　对于这种信息疯狂蔓延所引发的知识洪荒，每个人可怜的认知能力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认知能力取代了知识信息储备成为了更为稀缺的资源，构建起人与人之间新的壁垒。如果此时还顺从顽固不化的基因，继续思维懒惰下去，避免反人性的深度思考，会导致什么结果？

　　我想结果大概也很容易预测——我们将无法享受到知识增长和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好处，至多维持目前水平的生活质量，甚至被淹死在信息的洪荒之中，焦虑无助、不知所措。

　　有句话说得好，如果想得到与过去不同的结果，就必须做一些与过去不同的事情，而这些不一样首先要体现在认知层面。

　　（四）“深度思考”才能带来“认知升级”，从而成为“高品质勤奋者”

　　谈到“深度思考”，爱因斯坦说过这么一段话，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如果给我1个小时解答一道决定我生死的问题，我会花55分钟来弄清楚这道题到底是在问什么。一旦清楚了它到底在问什么，剩下的5分钟足够回答这个问题。

　　死生亦大矣，这段话用事关生死的极端描述强调了“深度思考”的重要性，很有说服力。

　　而事实上，在真正生死命悬一线的战争场景中，“深度思考”这种特质的地位不仅没有因为兵荒马乱的紧迫性而被削弱，反而是因为沙场嗜血的残酷特质被大大提升了。

　　我们都知道《孙子兵法》，在这部被誉为“兵学圣典”一书的“军行篇”中有这么一句：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意思是说，在两军短兵相接之前，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努力收集一切渠道的信息，充分评估当下态势，殚精竭虑地质问己方一切的隐患和可能发生的问题，然后在脑海里推测、模拟战争可能的走势，利用现存资源来精心筹划出解决方案。

　　等到这所有工作都就绪，双方真正踏上战场的时候，才能将一切了然于心而胸有成竹，这仗才会有胜算。

　　由此可见，对于精心准备的一方，战争的大部分工作在战前就在深度思考的头脑里完成了，上战场打仗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公事般的存在，胜负的天平早已倾斜。

　　说到战争，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也我个人欣赏的战争天才。

　　作为被毛泽东评价为“无以伦比的常胜元帅”、被蒋介石赞赏为“黄埔最优秀将军”的林彪，之所以能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战无不胜，靠的绝非简简单单的“狭路相逢勇者胜”，而是“深度思考”得出的对战场局势胜人一筹的认知水平。江湖上关于林的战争传闻很多，最有传奇色彩的可能要数“他利用大数据活捉廖耀湘”这件事。

　　自1948年辽沈战役，每天深夜林彪都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听取军情汇报，由值班参谋读出下属各个纵队、师、团用电台报告的当日战况和缴获情况，而林彪则认真细致地记录着大数据。在一次关于“胡家窝棚那个战斗的缴获”中，林彪敏锐地从一个数据的微小变化中察觉到了异样，面对一脸懵逼的吃瓜部下，林彪用三个疑问确定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那里缴获的短枪与长枪的比例比其它战斗略高?”

　　“为什么那里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它战斗略高?”

　　“为什么在那里俘虏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其它战斗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