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确认谭某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同时，法院认为，鉴于被告昆明交通局作出的云昆运管罚［2016］235号交通行政处罚决定执法程序明显违法。

　　对此，法院认为“顾本案实际情况，宜依法判决确认违法”。

　　不过，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之规定，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简单说，在该案件中，法院虽然确认执法部门的程序违法，j2直播，但是，并未否认处罚金额的适当性。

　　济南专车处罚案：以处罚明显不当为由对行政处罚予以撤销

　　而在济南专车处罚案中，虽然专车司机陈超的事件经过与云南案件相似，均涉嫌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构成非法营运。

　　但是，一审法院判决认为，专车司机陈超通过网络约车软件进行道路运输经营，而陈超与网络约车平台的关系及与乘客最终产生的车费是否实际支付或结算完毕，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未提供证据证明，具体几方受益也没有证据证明，尚不明确。

　　因此，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的行为可以依法进行处罚，但原告在本案所涉道路运输经营行为中仅具体实施了其中的部分行为，在现有证据下，被告将本案行政处罚所针对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全部归责于原告，并对其个人作出了较重的行政处罚，处罚幅度和数额畸重，存在明显不当。

　　因此，一审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之规定，以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为由，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

　　可以看到，一方面，在济南案件中，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专车司机将乘客从上车地点送至车站的行为，属于“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 的部分行为。

　　那么，什么才是完整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行为？

　　另一方面，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因为“专车”是通过专车平台与乘客达成客运服务意向或协议，专车司机与平台公司到底如何“分赃”，现有证据不充分，因此，仅处罚专车司机“明显不当”。

　　那么，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对专车司机陈超处以2万罚款是否“明显不当”呢？

　　首先，案发时，即2015年1月7日，专车司机陈超的驾驶证尚处于实习期而从事非法营运载客，具有重大安全隐患。

　　其次，执法过程中的“现场录像”及“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显示，在面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检查时，专车司机陈超并不配合调查或检查，不仅故意隐瞒非法营运事实，而且对执法人员提出的查看其手机确认接单记录等执法要求不予配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执法时点，网约车平台公司有大量的补贴，鼓励私家车接入平台接单，使得司机的收益情况会远远超过乘客应付费用，这在当时应该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

　　简单说，专车司机陈某在驾驶证实习期内，基于谋求获取高额收益回报，明知违法而从事非法营运、因为平台补贴奖选择而铤而走险、面对执法检查具有不配合等情形，其社会危害性或负面示范效应之大，是不言自明的。

　　此外，与传统“黑车”相比，虽然专车、快车在达成客运服务意向环节虽有不同，但是，基于奖励而接单的专车、快车的“趋利性”远甚于传统“黑车”。

　　因此，因为专车、快车在意向达成环节引入了“互联网技术因素”，就应予以较低处罚，显然也是不妥当的。

　　但是，不论是云南专车处罚案，还是济南专车处罚案，都对执法部门的执法规范化和程序合法化等提出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