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4日上午9点，中关村丹棱街5号微软大厦，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洪小文，王坚等中国IT界的技术大佬，以及曾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过的近200位院友“同框出现”，宣布“微软亚洲研究院院友会”正式成立：沈向洋担任会长，李开复和张亚勤任名誉会长，他们都是这家研究院曾经的院长。

坦率地讲，夹杂在繁芜的科技资讯信息流之中，这很难称得上是一条惹眼新闻，至少相比上述大佬的同框，几天之后张亚勤和沈向洋出现在乌镇的那一张饭局合影要更为被媒体所追捧。

但科技记者无法忽视的是，多年来，在稿子中描述圈内大佬过往履历时，“微软亚洲研究院”是一个高频词汇。翻看人物图谱，这里是阿里云之父，前金山CEO，百度总裁，小米总裁，海尔CTO, 联想CTO……互联网高管，以及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大学等国内一线大学计算机/信息技术院系负责人的上一处居心之所；这里和跨国巨头在中国的“办事处”关系不大，它更像是一座拥有18年校龄的“大学”。

中国IT界的黄埔军校，有人喜欢这么说。在院友会成立仪式上，院友代表王坚感喟：没有人可以绕开这个机构去谈论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科技史。

一切得从往事谈起。

九八年的召唤

九十年代初——在最不可一世的岁月，来自西雅图的软件巨人却为创新乏力所困。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麦尔伏德在1991年建议盖茨成立带有“军备竞赛”属性的创新研究院，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以主动迎合技术世界的不确定性。这年，微软首座研究院在雷德蒙成立。

六年之后，麦尔伏德送给了盖茨第二个建议：将研究院开到中国。理由颇为机敏，到1990年代为止，美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每年诞生计算机博士最多的地方——直至被中国超越，这被麦尔伏德视作中国IT业态苏醒的前奏。

1998年，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成立。37岁的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博士成为首任院长。18年后已成谈资的插曲是：当得知李开复要以“研究院”作为这座机构的后缀时，沈向洋博士大笑，“叫个‘所’都大了”——2001年中国研究院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则是后事了。

至少在1998年，沈向洋有充分的理由自嘲。现任院长洪小文后来回忆：“研究院建立前，我到北京参与最初一批员工招募。有些候选人是国内高校博士生，我们只能通过固定电话联络，那时学校里通常一幢宿舍大楼只有一部电话，经常需要麻烦宿管老师或同学帮着叫人来接听。没有几个网站，没有太多信息资源，因而沟通时需要花很多时间同步基础信息，效率比较低。Email倒是能用，但拨号上网资费昂贵又不稳定，实时在线不大可能。”

1998年，每小时8块钱的上网费和4块钱的电话费让上网属于奢侈消费；这一年，配备Windows 95的个人电脑也实属高大上的新锐电器；在更为宏大的叙事里，这一年，中国GDP刚突破万亿美元大关，IT产业所占比重仅约为4.8%。

然而同样在1998年，互联网作为社会基础设施迎来破茧之日，一批互联网明日巨星集体相约九八：1998年9月4日，谷歌正式创立；中国则更是普遍把这一年视作商业互联网元年：2月，张朝阳创办搜狐；6月，刘强东成立京东；11月，腾讯诞生；12月，新浪上线。

机遇与挑战在1998年显得尤为冲突——但考虑到成立研究院的愿景，天平似乎更偏向挑战一端。

早在筹备阶段，比尔盖茨和里克·雷斯特博士——微软全球研究院体系的缔造者，就为研究院确立了三条宗旨：推动整个计算机科学前沿技术发展；将最新研究成果快速转化到微软关键产品之中，以帮助用户改善计算体验；着眼于下一代革命性技术研究，助力微软实现长远发展战略和对未来计算的美好构想。

所以你可以想象李开复说服海外精英归国的不易，上述宏愿与当时中国的外部环境格格不入。不过事实美好的一端也成为18年后院友会成立仪式上李开复追忆的画面：“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有位同学叫沈为民，写代码非常厉害，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们在国内都是在纸上写代码，老师则用脑子来运行这个程序。当时给我的感触是，如果能在纸上培养出沈为民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肯定还有很多，一起做研究院一定能做出来。我当时也是抱着这样乐观的心态就回来了。”而中国的人才也是当年比尔盖茨所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