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多数脑疾病由于常见的神经回路障碍而显示出重叠的症状（overlapping symptoms），特定的脑功能定量测试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用于识别高风险人群的特定大脑功能的早期干预。使用旨在增强特定脑功能的广泛训练方案的生理干预已经显示出预防许多神经和精神病症的希望。物理刺激的使用（涉及到诸如经颅刺激和经颅直流电刺激的工具）已经引起了对脑疾病的治疗处理的广泛关注，但是这些工具的使用却缺乏特异性和生理健康的基本条件。识别基于各种功能障碍的特定神经回路以及空间和时间上更精确的刺激方法将促进防止特定回路功能恶化的神经调节作用。

早期的诊断和干预方法的开发需要从大量健康和高危受试者收集纵向数据。这只有通过科学家、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组织之间的良好的协调努力才能办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几乎所有种类的主要脑部疾病的患者群体，所以迫切地需要早期诊断和干预。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公共卫生系统的不断完善，政府对所有公民的充分医疗保障的坚定承诺以及社会动员的传统，中国脑计划很好地组织了大规模的项目，旨在发现有效的早期诊断和干预的方法。这包括为大量人群建立长期脑部健康记录，将定量脑功能测试作为定期健康检查的一部分，以及脑成像数据库、基于血液的生物库和健康以及患病的脑部的国家存储库。只有当许多研究中心的能力与标准化数据收集和处理相结合并且数据共享和信用分配的机制已经建立时，大型患者群体用于脑疾病研究的优势才会变得明显。

中医的引入

基于精神病学和神经变性疾病的致病机制的复杂性导致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在开发有效药物上一直难有进展。已经表明：用多靶点（multi-target）药物而非单靶点（single-target）药物靶向这些疾病可能更加有效。几百年来，有很多文献很好地记录了中医（CM/Chinese medicine）成功治疗各种疾病的例子，尽管其基本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未知的。作为多组分药物，CM 制剂可能通过作用于多种效应物而显示出治疗效果，因此它成为了潜在的神经药物的宝库。然而，现代医学实践当中 CM 的使用受到其对经验积累的依赖性而非基于证据的研究的阻碍，在许多基于 CM 的药物中难以复制草药提取物的标准化混合物的剂量和组成，导致了缺乏治疗效果的精确信息。并且只有非常少的设计良好的临床试验来提供有效的证据或安全研究来确保药物满足其所需的相同的监管标准。

为 CM 的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所做的努力包括在生药学（pharmacognosy）、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等领域进行的系统的研究，以收集大量不同药材的信息和发展其应用的关键理论（Qiu, 2015）。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协调努力来建立各种草药配方的治疗效果的临床证据，并且许多研究人员现在正在从药用草药中分离活性成分，从粗制成分化为单一化合物（Fan et al., 2006）。这些分离的化合物的天然产物库也已经被开发来容易地筛选具有特定生物活性的分子，包括在神经系统的分子，其中鉴定的化合物面临着严格的临床前开发，类似于药物的最佳选择。最近也有使用这种方法来鉴定 AD 的潜在神经药物前导（neuro-drug leads）（Fu et al., 2014）。

现在技术的进步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医草药是如何发挥效用的。例如，基因转录分析可用于提取表征草本提取物、化合物或制剂的作用机制，以便测量它们在分子、细胞和身体层面上的作用。收集这些信息以开发连通性图谱（connectivity map）并扫描不同疾病状态的分子标记，可以促进这些活性组分的特定作用机制和生理过程的识别（Lamb et al., 2006）。利用 CM 的临床潜力的其他创新方法包括数学模型和算法，来设计不用 CM 成分的最佳混合物。基于闭环反馈反馈控制过程，可以智能方式利用 CM 大量的数据，这大大降低了费用和劳动密集型分析，同时提高鉴定有效协同药物组合的可能性（Nowak-Sliwinska et al., 2016）。临床设计、质量控制和安全性研究的改进将进一步是现代医学发掘 CM 难以发现的好处，释放其在临床药物治疗中的内在价值。通过有组织地全国性努力，中国脑计划可以将这种独特的资源用于神经药物的发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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