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开放一些数据，那么政府应该让谁去评定应不应该开放，这个委员会在哪里，用什么机制开放出来，这是CDO的首要责任。另外就是投资，如果有人准备在上海做大数据方面的创业，到底政府应该怎么帮他们，这也很重要。当然还有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到，就是对企业在数据互联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判断和处理。

问：

　　“

　　大数据的生态治理，给政府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您觉得国内各地方政府这方面的施行情况如何？

　　”

车品觉：

　　我觉得上海可能是最有能力做样板的地方，要全国做太难了，如果上海做不成功，不要期望别的地方可以做成，但是如果上海要做，千万不要学某些地方只做门面的东西，这个门面东西只是给上面看，连自己都不相信，这会影响到当地的利益。

　　上海官员其实还是挺开明的，有一次负责信息化的一个部门让我去评智慧城市的项目，给我看了一本很厚的材料。我当时跟负责人说，“一定干不完”。我看里面的内容很多是把以前十几年老账翻出来，然后包装成一个智慧城市，是大家都奔着智慧城市这个名字，把以前干不出来的东西都套进去，而且你这个专家评审只给我五分钟发言，怎么够？后来这个负责人听进了我的批评，之后的评审会不仅又让我来，还把上海市民找来，三百名，一起讨论。所以我觉得上海的政府官员还是挺开明的。

　　4

人才的稀缺比数据稀缺更加恐怖

问：

　　“

　　除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在市场创新方面，您觉得什么是大数据的生态发展中最重要的要素？

　　”

车品觉：

　　其实最近两三年中国的数据人才是不够的。最好用的人往往是做数据已经有五年经验的人，数据的经验积累还是需要的，毕业五年之后是最好的，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创业公司，但是没有足够多的人才。人才的稀缺其实比数据稀缺更加恐怖，很多人以为数据稀缺是第一困难，其实人才是第一，数据第二，第三才是生态。

　　? 人才到中国，第一件事情是看有没有好学校，小孩子怎么办？国际学校很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五年后是否还有可能回美国，五年后怎么与美国接轨？有些海外人才很喜欢中国，但是问他“子女要读书，你会把他送回美国念书还是在中国”，他就卡壳了。在杭州，阿里最头痛的就是，请那些数据科学家过来之后，他们一看幼儿园发现没有一家比较好的，国际学校也几乎没有，只有一家但是跟上海没办法比，就打退堂了。北京的话，人家一看雾霾就不想了。配套设施其实就是上海好，什么东西能吸引世界人才，世界人才就会到那个地方。

所以政府对大数据的支持，与其直接给公司投资，还不如做些这方面的工作，千万不要像以前那么笨，直接给好处、给公司好处。

? 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对搞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人来讲，旁边那个人是不是高手很重要。人才都要在高手的环境生态里面。譬如我以前的分析师团队，可以说中国分析师团队没有比阿里厉害的，因为旁边那个人很厉害。硅谷为什么会厉害，因为它要解决一个问题的话，旁边就有他需要的人。

这个事情可以学习新加坡。我记得当年香港政府的一个人来我办公室，问阿里巴巴能否在香港做一个数据研究所，我说你可以给我什么？他说“我们政府没有给这方面政策”，我说我作为香港人很想帮助你，但是你要有政策才行。我告诉他们新加坡是怎么做的，新加坡的处长每两个星期都会来我办公室回访。新加坡给钱、给人、免税让我们过去。他们的官员真的是每家大公司去拜访，找机会让你在新加坡落地，哪怕是只有一个小办公室。我觉得新加坡做得真的很好，他们官员的积极性真的很高，他们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亚太区的总部。

　　5

上海和香港最有机会成为全球数据特区

问：

　　“